当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时，他们习惯用 “机制”“功能”“反应” 这类冰冷的术语描述其活动 —— 抗体在 “识别” 抗原、位置细胞在 “定位” 空间，这些表述常被视作便于理解的隐喻。但如今，一场颠覆性的学术讨论正在席卷生物学与认知科学界：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丹尼尔・丹尼特与发育生物学家迈克尔・莱文联合提出，生物学家对 “目的论” 的过度恐惧，正在阻碍对生命复杂系统的探索，我们应当勇敢地将细胞视作具有 “能动性” 的 “微型能动者”，用 “人格化” 视角解锁生命科学的新可能。

这一观点的提出，源于对生物学研究传统的深刻反思。长久以来，生物学家秉持严格的行为主义立场，拒绝在学术研究中引入 “目标”“期望”“意图” 等意向性词汇。他们认同道金斯 “基因并非真的自私” 的观点，认为 “细胞在寻找位置”“抗体在追捕抗原” 等说法，只是向公众科普时的便捷比喻，而非细胞的真实状态。毕竟在传统认知中，只有拥有大脑的高等动物才具备真正的 “目的导向” 能力，细胞、植物、微生物不过是遵循物理化学规律的 “生物机器”。

但丹尼特与莱文指出，这种 “对目的论的恐惧”（teleophobia）正在成为科学探索的枷锁。正如 50 多年前认知科学突破行为主义束缚，通过 “信念”“欲望” 等概念揭示人类心智奥秘，生物学也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 —— 生命并非只有 “人类有真实目标” 与 “其他生物只有隐喻目标” 两种极端，而是存在 “能动性程度” 的连续光谱。以细胞为例，当干细胞在胚胎中分化时，它会 “感知” 周围环境信号，“调整” 自身发育路径以适配整体器官构建；当涡虫被切断身体后，残存细胞会 “协同” 重建完整形态，这些行为无法仅用分子机制简单解释，反而更接近 “为实现目标而主动调整” 的能动者特征。

为支撑这一观点，两位学者提出了 “逆向工程” 与 “控制论” 的理论框架。他们认为，生物学本质上是对生命系统的逆向解析，而工程师早已通过控制论证明，“目标导向” 是复杂系统的普遍特征 —— 从恒温器到自动驾驶汽车，这些人造物无需 “意识”，却能基于信息反馈实现预设目标。细胞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：它能通过生物电信号 “探测” 环境变化，通过基因调控网络 “存储” 过往经验，通过细胞间通信 “协调” 群体行为，这些过程与计算机处理信息、执行任务的逻辑高度相似，唯一区别在于细胞的 “硬件” 是蛋白质与核酸，而非芯片与电路。

这场 “细胞人格化” 之争，并非主张赋予细胞人类般的意识，而是呼吁改变研究视角。传统自下而上的分子生物学研究，虽能解析 DNA、蛋白质的作用机制，却无法解释 “为何分散的细胞能协同构建复杂器官”“为何涡虫混合两种干细胞后仍能再生出完整头部” 这类宏观问题。丹尼特与莱文以大卫・马尔的 “视觉三层次理论” 为例，指出生物学需要在 “分子实现层” 之外，增加 “算法层次” 与 “计算层次” 的研究 —— 前者关注细胞如何处理信息，后者明确细胞的目标是什么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突破当前再生医学的瓶颈，从 “微观管理细胞” 转向 “与细胞群体对话”，实现按需制造器官的医学愿景。

更具颠覆性的是，这一观点还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思路。传统认知中，癌细胞是 “失控增殖的异常细胞”，但从 “能动性” 视角看，癌症的本质是细胞 “自我边界” 的错乱 —— 原本属于集体的细胞，关闭了与邻居的生物电连接，回归到 “自私的单细胞状态”，将身体其他部分视作可利用的环境。莱文团队的研究证实，通过恢复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通信，可引导其重新融入集体目标，实现 “无药治愈”。这一发现印证了 “人格化视角” 的实践价值：当我们将细胞视作 “可沟通的能动者”，而非 “需消灭的机器故障”，将打开全新的治疗路径。

目前，“细胞人格化” 观点已在生物学界引发广泛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这一视角能激活创新思维，推动基础认知与应用医学的突破；质疑者则担忧，过度引入 “能动性” 概念可能模糊科学与玄学的边界，导致研究偏离客观轨道。但无论争议如何，丹尼特与莱文的讨论已打破了生物学研究的固有范式 —— 当科学家开始思考 “细胞想要什么”，生命科学或许正站在一场认知革命的起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