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《卿本著者》因男译者的 “男凝” 译法引发争议，当《独一无二》中健全演员对听障角色的演绎备受质疑，文艺创作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 “身份合法性” 的风暴。男导演能否拍好女性作品？健全人能否演绎残障人生？在身份政治日益凸显的当下，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创作者的表达边界，更折射出社会对不同群体话语权的深刻思考。

近期，《卿本著者》事件将翻译领域的性别争议推至台前。读者指出译者将 “青春期” 译为 “妙龄”、“易受影响的” 译为 “调教”，质疑其中暗含男性凝视。这一争议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创作领域：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，到当下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，为何众多经典女性形象都出自男性创作者之手？学者张友发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，指出早期汉族导演采风创作的作品，始终缺失少数民族的内生性视角，直到万玛才旦等本土导演崛起，才真正展现民族故事的内核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：在性别议题中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 “代际叙述” 困境？

残障题材创作同样面临身份与表达的拷问。在《独一无二》中，尽管启用听障演员饰演关键角色，但健全导演对听障世界的 “静音模拟”，被质疑是基于健全人想象的共情。而电影《惠子，凝视》的导演三宅唱，则通过放大环境音、避免主观揣测，提供了另一种创作思路。正如残障权利运动的口号 “没有我们的参与，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”，残障群体的真实需求与创作者的主观表达之间，似乎总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。

通俗文学领域的性别分化，为这场争论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。网文界男频、女频的泾渭分明，剧集市场甜宠剧与悬疑剧的受众差异，都暗示着性别身份对创作与消费的深刻影响。英国专注男性作家的出版社成立、日本 AV 产业区分男女向作品，这些现象表明，在欲望表达最直接的领域，身份标签正重塑文化生产的逻辑。

面对身份政治带来的创作困局，创作者与学者们提出多元解决方案。导演邵艺辉通过改变片场权力结构，打破传统男性主导的创作模式；残障设计师的加入，推动无障碍设计从 “健全人视角” 转向 “残障者需求”。但与此同时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：当弱势群体获得发声机会，是否会陷入 “只能书写自身身份” 的桎梏？美国作家王鸥行的经历与评论家朱华敏的反思都提示我们，身份认同不应成为创作的枷锁，而应是探索多元表达的起点。

在这场关于身份与创作的激烈讨论中，没有绝对的答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文艺创作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审视 —— 它既需要尊重不同群体的真实声音，也呼唤超越身份局限的共情与创新。或许，当创作者与观众都能摆脱标签的束缚，才能真正实现文艺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