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”——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这句诗，道尽了明代儒学教官的清寒处境。在明清小说里，他们或是用一只鸡招待 20 余客却只见萝卜的窘迫者，或是见到大象竟感叹 “祭孔的猪羊有这般肥大便好” 的馋食者，这些诙谐记载的背后，是这个群体收入微薄、地位尴尬的真实写照。近日，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瑶丹结合史料与文学作品，还原了明代儒学教官的收入图景：从仅够糊口的俸米，到差异悬殊的折银补贴，再到游走于合规与贪腐边缘的 “常例”，他们的收入状况不仅折射出明代官俸制度的缺陷，更勾勒出传统教育者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。

明代儒学教官的收入核心是 “俸米”，但这份俸禄低到难以维持体面生活。明初在全国府、州、县广设官学，府学教授每月俸米 5 石，州学正 2.5 石，县教谕与各级训导仅 2 石，而当时江南长工一年就要消耗 5.5 石米，底层教官全年俸米勉强够养活四五口人。更糟糕的是，明代官俸推行 “折色” 制度，六成到八成的俸米会折算成 “大明宝钞” 发放。随着宝钞急剧贬值，教官实际能拿到的 “本色米” 仅剩二到四成，宣德年间官员孔友谅曾痛陈：“其余大小官自折钞外，月不过米二石，不足食数人”。即便到了明中后期，少数地区为教官每月增 1 石米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医学、阴阳学等专门学校的教官更是连俸禄都没有，近乎差役。

到了明代中晚期，随着赋役制度改革，官俸逐渐折银发放，但各地折算标准差异极大，直接造成教官收入 “天差地别”。万历时期，常州府 1 石米可折银 1 两，府学教授年俸 60 石米能折银 60 两；而太平府 1 石米仅折银 5 钱，同品级教授年俸实得仅 30 两，差距整整一倍。除了正俸，部分地区还会发放补贴，常熟县学教官每年可领斋夫银 24 两、雇马银 9 两、膳夫银 5.2 两，叠加后收入可观；而汉川县教官除俸米外，仅有门子银 5 两，寒酸不已。有些地区还会额外 “加薪”，如通州增发租轿银 12 两，高邮州增发伞夫银 5.6 两。据测算，明代普通人年均收入约 10.8 两，汉川县学教官年收入 26.6 两（约 2 人年薪），无锡县学教官年入 53 两（近 5 人年薪），常州府学教授更是高达 77 两（7 人年薪），收入差距因地域财政政策拉开巨大鸿沟。

在正俸与补贴之外，“常例” 成为明代儒学教官重要的收入补充，甚至在明初被默许为合法收入。所谓 “常例”，主要是学生赠送的 “束脩” 与 “节礼”，朱元璋曾表示，生员家属向教官赠礼 “是彰师之善教，儒者至此以为光荣”。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薛振，就靠三任教官积攒的束脩勉强度日；部分偏远地区的教官，甚至无需到任，仅凭谕帖就能从生员廪粮中扣取常例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“常例” 逐渐异化为勒索工具，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训导单于民，借新生入学索要 “堂上常规”“斋里旧例”，还让家人索要 “小包”“体己”，逼得贫寒生员典田卖地。这种畸形收入模式，既是低俸制度的产物，也严重腐蚀了师道尊严，让教官群体陷入 “清浊难辨” 的困境。

从南京国子监祭酒年入超 168 两的优渥，到地方训导挣扎在温饱线的窘迫；从合法的束脩节礼，到贪婪的公然勒索，明代儒学教官的收入图景复杂而矛盾。赵瑶丹指出，这一群体的收入状况，本质上是明代官俸制度、地方财政与社会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—— 低品秩与薄俸禄的制度设计，让他们难以维持体面；地域差异极大的补贴政策，加剧了收入分化；而 “常例” 的存在，既缓解了部分人的生计压力，也为贪腐提供了温床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收入细节，不仅还原了明代教育者的真实生存状态，更成为观察明代社会制度与人性的独特窗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