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生物多样性的宏大叙事中，麋鹿的故事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它曾在本土灭绝，又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，最终成功回归故里，实现了从灭绝边缘到种群复兴的伟大跨越，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。

​传奇发现与本土灭绝​

1865年，法国神甫阿芒·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时，在皇家猎苑“南苑”外发现了这种角似鹿非鹿、蹄似牛非牛、脸似马非马、尾似驴非驴的奇特鹿种。他买通守卫，获取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和角的标本，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。经鉴定，这是一个分类学上的新属、新种，麋鹿从此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，戴维也因此获得“戴维神甫鹿”的殊荣。其实，早在1687年，法国人张诚就曾窥视过南苑中的麋鹿，但误将其记录成“野骡”。

麋鹿在中国文化中渊源流长，周朝姜子牙的坐骑、屈原的诗词、各朝各代的记载与绘画中都有它的身影。然而，麋鹿的命运却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。明清时期，野生麋鹿种群消失，1894年永定河水泛滥冲垮皇家猎苑围墙，120头麋鹿被冲散，不少被难民猎杀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将仅剩的麋鹿抢劫一空，同年11月10日，麋鹿的科学发现者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，而麋鹿也在其模式种产地北京南海子本土灭绝。

​海外重生与回归之路​

幸运的是，戴维将麋鹿引种到欧洲，部分麋鹿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。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，南海子麋鹿仅余20 – 30只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麋鹿种群遭到灭顶之灾，而英国乌邦寺的麋鹿却免于全部灭绝。一战时期，乌邦寺的麋鹿达88头，二战时期达255头。二战时，为保护麋鹿，它们被疏散到世界各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6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赠给北京动物园，但未能繁育后代。1979年，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，得到英国方面积极响应。1984年11月，英国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，1987年又补送18头。经过多方论证，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成为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。1985年5月，北京市政府在此建成麋鹿苑，8月24日，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，从乌邦寺飞抵北京，回到了老家大兴南海子。

​野化成功与保护典范​

四十年过去了，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，发展迅速。全国麋鹿总数已超1.4万头，再无绝种之虞。麋鹿从国外向国内回归，更实现了从人工向自然的回归，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。其兴衰历程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，正所谓“国家兴，才有麋鹿兴”。

如今，北京麋鹿苑的麋鹿为200余头，全国多地成立了麋鹿保护区，如1986年江苏大丰、1991年湖北石首等地。麋鹿不仅实现了种群的复兴，还成为了活的自然文化遗产，展现着中国湿地的独特魅力。2023年以来，国家林草局共成立了多个国家级保护中心，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和国家的高度关注。麋鹿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它将如同古老的弦歌，在大江南北生生不息，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永恒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