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，当日本的侵略野心如阴霾般逐渐笼罩中华大地，有这样一位科学家，他以敏锐的科学嗅觉早早洞察到危机，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筑起了一道独特的防线。他，就是气象学家竺可桢。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，竺可桢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中国气象科学的前行道路，更以科学之力，为抵御日本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自 1910 年起，竺可桢便在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讲演中，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深刻论述。他善于运用科学原理，摆事实、讲道理，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性。1917 年，他将丁文江的英文论文《中国之煤矿》翻译成中文发表，在 “译者识” 中指出，中国煤炭储量丰富，遭列强觊觎，日本更是早已开始逐步侵占。1927 年，从日本考察归来的竺可桢在南开中学演讲，综合人口、资源等因素，阐明日本因缺乏煤铁等资源，对外发展是其必然选择，而中国则首当其冲。

然而，竺可桢的贡献远不止于对日本侵华野心的洞察。他更早地意识到气象学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。1932 年，“一・二八” 事变爆发后，竺可桢在金陵大学做了《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》的演讲，指出日军在战争中使用烟幕、毒气等手段，凭借科学优势占据了不少便宜。同年 10 月，他又发表《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》一文，专门阐述气象测候对战争的重要作用，强调近世战术中飞机、炮队以及海军战争都对气象条件有着极大的依赖。

为了以气象学之力助力抗战，竺可桢积极推进全国气象测候网络建设。1928 年，他筹建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，随后便发布了《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》，将全国分为十区，计划每区设气象台一座，头等测候所三所，二等测候所十所至三十所。为了实现这一计划，竺可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。他设立练习班培训气象测候人员，为各部门输送专业人才；推进气象观测规程会议、全国气象机关联席会议，完成全国气象机关的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；注重与航空部门、无线电部门的合作，掌握了相对独立的无线电台网络。

此外，竺可桢还积极维护中国在气象学领域的学术主权。当时，日本等国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测候所，垄断气象数据。青岛观象台的日方人员更是长期阻碍中方接管。竺可桢联合中国气象学会等机构，要求外交部与日本政府沟通，撤回青岛观象台的日方人员，并通过在国际科学界发声，提升中国气象学的国际地位。1933 年，竺可桢代表中国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，宣读的论文《中国气流之运行》备受各国学者推重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，也提振了国内的抗战士气。

竺可桢以其卓越的科学眼光和坚定的爱国情怀，在那个艰难的时代，用气象学这一独特的武器，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。他的事迹，不仅是中国气象科学发展的重要篇章，更是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。